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,有一种茫漠的希望: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,改造社会的。因为这意见,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。但做这事业,一要学问,二要同志,三要工夫,四要资本,五要读者。第五样逆料不得,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: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,姑且尝试,这结果便是译印《域外小说集》。
当初的计画,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,待到卖回本钱,再印第三第四,以至第X册的。如此继续下去,积少成多,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。于是准备清楚,在一九○九年的二月,印出第一册,到六月间,又印出了第二册。寄售的地方,是上海和东京。
半年过去了,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。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,第二册是二十本,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。
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?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,怕寄售处不遵定价,额外需索,所以亲去试验一回,果然划一不二,就放了心,第二本不再试验了——但由此看来,足见那二十位读者,是有出必看,没有一人中止的,我们至今很感谢。
至于上海,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。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,以后再没有人买了。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,已成的书,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。过了四五年,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,我们的书和纸板,都连同化成灰烬;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,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。
到近年,有几位著作家,忽然又提起《域外小说集》,因而也常有问到《域外小说集》的人。但《域外小说集》却早烧了,没有法子呈教。几个友人,因此很有劝告重印,以及想法张罗的。为了这机会,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,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。
我看这书的译文,不但句子生硬,“诘誳聱牙”〔2〕,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,委实配不上再印。只是他的本质,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,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。其中许多篇,也还值得译成白话,教他尤其通行。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,——只有《酋长》〔3〕这一篇,曾用白话译了,登在《新青年》上,——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旧译,暂时塞责了。但从别一方面看来,这书的再来,或者也不是无意义。
当初的译本,只有两册,所以各国作家,偏而不全;现在重行编定,也愈见得有畸重畸轻的弊病。我归国之后,偶然也还替乡僻的日报,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,译些小品,只要草稿在身边的,也都趁便添上;一总三十七篇,我的文言译的短篇,可以说全在里面了。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《四日》,安特来夫的《谩》和《默》这三篇,是我的大哥翻译的。
当初的译文里,很用几个偏僻的字,现在都改去了,省得印刷局特地铸造;至于费解的处所,也仍旧用些小注,略略说明;作家的略传,便附在卷末——我对于所译短篇,偶然有一点意见的,也就在略传里说了。
《域外小说集》初出的时候,见过的人,往往摇头说,“以为他才开头,却已完了!”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,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,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。现在已不是那时候,不必虑了。我所忘不掉的,是曾见一种杂志上,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〔4〕的《乐人扬珂》,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,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“滑稽小说!”这事使我到现在,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。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,在世界上,真会差异到这地步。
这三十多篇短篇里,所描写的事物,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;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,恐怕几于极无,所以更不容易理会。同是人类,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;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,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,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,照见别人的心了。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,这一节,大约也不必虑的。
倘使这《域外小说集》不因为我的译文,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,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,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。
一九二○年三月二十日,记于北京。
〔1〕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书社合订出版的《域外小说集》新版本,署“周作人记”。后来周作人在《关于鲁迅之二》中对此有所说明:“过了十一个年头,上海群益书社愿意重印,加了一篇新序,用我出名,也是豫才写的。”
〔2〕“诘誳聱牙” 语出韩愈《进学解》:“佶屈聱牙”,意为文字艰涩难读。
〔3〕《酋长》 波兰显克微支所作短篇小说。它的白话译文曾载《新青年》月刊第五卷第四号(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)。
〔4〕显克微支(H.Sienkiewicz,1846—1916) 波兰作家。他的早期作品主要反映波兰农民的痛苦生活,以及波兰人民反对异族侵略的斗争。后来多写历史小说,如《火与剑》、《你往何处去?》、《十字军骑士》等。